北宋是中国封建社会历程中的，一个具有过渡性质的朝代，隋唐两个统一的朝代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国力的显著增强，吸引着周边各国与中国进行交流与贸易，社会财富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这也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群体的壮大，这些都为北宋社会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同时，唐代藩镇割据和唐末农民战争带来的社会动荡，以及宋太祖赵匡胤的天子之路成为北宋统治者的历史借鉴。为了防止社会再次动荡，北宋逐渐形成了文人当政的局面。

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也影响了士大夫们的成长之路，苏轼的个人魅力在这个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得到突出的显现。苏轼风俗思想的独特性也建立在他特有的个人经历、家学渊源以及社会背景之上。

宋仁宗以前的北宋，常年受到北方强大的辽国的侵扰导致战乱不断。而重文轻武的治国策略和强干弱枝的军队制度，导致北宋军队在对外作战中频繁失利。

即便是在澶渊之盟后的相对和平时期，北宋也和西北的西夏政权有着不断的军事冲突，军事上的失利导致了整个北宋政权，在政治上的弱势地位。

同时，禁军的扩张、冗员冗兵的情况耗费了大量的财富，加上后期朝廷卖官现象普遍，造成了政治的腐败，加深了统治阶层与百姓之间的矛盾，百姓反抗行动也层出不穷。这样就带给士大夫们浓重的忧患意识。

他们力图通过皇帝的力量，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来改变北宋积弱的地位。自汉朝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了封建社会中，占有统治地位的思想。在不断被改造的儒家思想体系中，忠义的价值观在士人的生活中，逐渐占有了重要地位。

这里的忠，忠的是君，皇帝成为了整个国家的代表。而义的含义则更贴近于义节，即义行与节操。在北宋文人政治家群体中，这种忠义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当作圣人之道。符合圣人之道的风俗，在文人政治家群体中便是美俗、良俗，这样，他们的风俗思想就和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北宋经济的高度发展，最有代表性的体现就是商业经济和城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频繁的商业活动带来了，百姓们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在城市中受到隋唐以来的奢侈之风的影响更为明显。

所以，北宋时期民众的风俗习惯带有明显的奢侈化迹象。民众过于奢侈，会导致他们刑虽繁而奸不止。而统治者们的奢侈之风则会带来更大危害，会导致纲纪寖隳，制度日削，恩赏不节，敛赋无度，人情惨怨，天祸暴起。

另外，商人阶层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商人阶层是精英阶层和普通百姓之间的新兴群体，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存在着矛盾性。一方面，在重农的封建社会中，商人被归为普通人；另一方面，北宋发达的商业让商人开始在社会生活总占有重要地位。

商人在贸易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当他们无法改变自身的地位时，便容易投身于城市生活的享乐和奢侈中去。并将这种生活方式借助他们的影响力传播开来，而当他们借助非常事件改变了自身地位，步入朝堂为官，便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的构成。

商人逐利的特点和享乐的生活习惯，也容易带入到政治生活中，影响社会风气，其与民争利的行为也会加深社会矛盾。所以，宋代的富庶实际上是上层的富庶，下层的百姓生活仍然困苦。苏轼也通过借古讽今的方式揭露，进而反对以奢侈为代表的一切恶俗、陋俗。

北宋乃至整个宋代的文人，有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的政治环境。在北宋，文人因言获罪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但最严重的刑罚，也无非是如苏轼般的被流放岭南，而不会被处死。

这样，尽管一直流传着“伴君如伴虎”的俗语，但生活在北宋的士大夫们，不必再担心自己的言论，会招来杀身之祸，面对国家、百姓和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他们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饱学儒家经典的士大夫拥有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加上他们个人的出身背景，教育经历以及任职之后的亲身体验，他们的风俗思想往往伴随着理想化色彩和个人性而提出。

他们对于风俗的主张，通常情况下是他们个人思想品格、价值取向的表达或是他们所生活经历过的，社会文化的体现，文人群体在这一时段形成了强烈的主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