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中，“唐宋八大家”是一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最为人们所熟悉的习称。

所谓“唐宋八大家”，指唐宋时期八个散文代表性作家，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这一称号出自明代茅坤所编《唐宋八大家文钞》一书，但渊源更早。

远在明初，朱右曾采录韩、柳、欧、王、“三苏”的文章编为《八先生文集》，这是把唐宋八个散文家合称的最初说法。到了明代中叶，“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人提倡“文必秦汉”，推行是古非今和因袭模仿的散文主张，掀起一股盲目尊古、拟古的形式主义逆流。

后来“唐宋派”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人以推崇唐宋古文来与之抗衡，为了标举学习典范，揭示入门途轨，更好的提倡、推广唐宋古文，唐顺之在他所纂的《文编》中，唐 宋两代只取韩、柳、欧、“三苏”、曾、王的文章，进一步肯定了唐宋八家的地位。

稍后的茅坤，最敬崇唐顺之，文学主张也与唐相似，就在《文编》的基础上编纂《唐宋八大家文钞》，正式提出“唐宋八大家”的名称。

虽然该书在今天看来存在不少缺陷和弊病，但由于提倡“唐宋八大家”的散文适应了当时文学斗争的需要，《文钞》选入的作品就选本来说是较大的，与各人的全集相比，还算适中，其评语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所以茅坤的书刊行后便“家弦户诵”，“盛行海内”，而“唐宋八大家”的称号也得到了大家的公认。

当然，“唐宋八大家”的称呼亦有不够科学的地方，因而遭到有些人的异议，如清人袁枚就说过“夫文盛于唐，仅占其二；文亦莫盛于宋，苏占其三。鹿门当日其果敢取两朝文而博观之乎？抑亦就所见所知者而撮合之乎？且所谓一家者，谓其蹊径之各异也。三苏之文如出一手，固不得判而为三；曾文平纯，如大轩骈骨，连缀不得断，实开南宋理学一门，又安得与半山、六一较伯仲也？”

这话并不完全中肯，但也有一定道理，如八家中成就高低不一，很不平衡，有的人称之为“大家”，确实有些勉强。不过，“唐宋八大家”以简练而响亮的名称，概括了一个互有联系而又各具特色的著名散文作家群，较好地反映出我国散文史上巅峰时期——唐宋时期散文的风貌和成就，自有其合理和吸引人的地方，因而一经提出，便不胫而走，并一直流行到现在。

“唐宋八大家”文开辟了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新阶段，在整个散文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具有崇高的地位。

我国先秦、两汉流行的文章体制，是自然流畅的散体文，有着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等优良传统。魏晋以后开始出现并逐渐占据文坛统治地位的，是讲对偶、尚词藻、重格律的骈体文。

后来这种文体的文风越来越绮靡，语言越来越脱离生活实际，内容也越益空洞，其末流更发展为文字游戏，成了表达思想，反应现实的桎梏，严重阻碍着散文的健康发展。

中唐时期的韩愈、柳宗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起古文运动，复兴儒学，提倡散句单行，自由抒写的古文，反对当时被称为“今文”的骈文统治地位。

这场改革文体、文风、文章语言的散文革新斗争的胜利，摧毁了骈文在文坛的统治地位，确立起古文这种新型散文，用来更好的宣传儒家思想，反应社会现实，服务于当时的思想文化斗争和政治改革，使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及至宋初，绮靡浮艳的骈丽文风卷土重来，并且“餘风未殄，新弊复作”，在文坛上又出现了艰涩怪僻的不良倾向，我国散文发展再一次受到严重阻碍。

后来，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积极参加的宋代新古文运动的胜利，改变了这种情况，一种更加平易自然，更加接近口语的散文体从此盛行于世。

韩、柳确立的古文放出了新的光彩。之后，这种“以单行易排偶，由深趋浅，由简入繁，由骈丽相偶之词，易为长短相生之体”，灵活自由，富于表现力的古文文体，始终统治着文坛，直到五四运动的白话文兴起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