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今天，当这慷慨激昂的旋律响起，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会荡漾起一种特殊的情怀。这首歌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更是从革命年代就广泛传唱的“红色经典”。

“抢”来的谱曲任务

1934年，中共地下党白区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建议，要利用电影和电影歌曲唤起民众革命和救亡的激情。1935年，田汉为上海电通影业公司写出一部名为《凤凰的再生》的文学剧本，后被改编成电影《风云儿女》。其中最后一节诗稿，后来就成为影片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原版歌词。

“1935年2月，田汉同志写完初稿就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剧本交到了电影编剧夏衍手里。”聂耳的侄辈聂丽华介绍，“当时聂耳正准备去日本，听说《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谱曲，就主动向夏衍要求把谱曲的任务交给他。”

夏衍回忆聂耳“抢”工作的情景：一拿到《风云儿女》的剧本，聂耳就找到剧本最后那节诗稿，他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我干！交给我。”

聂丽华说：“田汉等左翼文艺工作者的被捕，让聂耳非常愤怒，也唤起了他的创作激情，所以他才会在去日本前夕，主动请求为电影主题歌谱曲。”

几度修改的词与曲

为了使《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调和节奏更加有力，聂耳和孙师毅商量，对歌词作了三处修改：第一处是在歌词开头将“起来”与“不愿……”完全分开，又在句末加上了休止符以作强调；第二处是将原歌词第六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修改成“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并在句尾也加上了休止符；第三处是在原歌词第七句“前进！前进！前进！”后再增加了一个“进！”。

1935年4月15日，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追捕，聂耳从上海乘船东渡日本，他把《义勇军进行曲》带到了日本再次修改。

1935年4月末，聂耳把歌谱定稿从东京寄回上海。5月9日，《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内（今徐家汇公园小红楼）灌成唱片发行，唱片编号为34848b。后来，歌曲录音又转录到影片《风云儿女》的胶片上。

传世的“绝唱”

1935年5月24日，《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举行首映。当日，《中华日报》电影宣传广告上写着：“再唱一次胜利凯歌！再掷一颗强烈的炮弹！”《申报》电影广告栏也写道：“这儿有雄伟的歌——是铁蹄下的反抗歌！”

《风云儿女》吹响了抗日救亡的号角。电影公映之后迅速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令观众热血沸腾，《义勇军进行曲》慷慨激昂的歌声随之响彻大江南北。

在那个年代，《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影响了中国，还成为一支国际战歌，激励着许多国家的革命者为民族解放而斗争。马来西亚一支由华侨和其他各族青年组成的抗日队伍，就把《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改为“马来西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

《义勇军进行曲》问世两个月后，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享年23岁，《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他传世的“绝唱”。

红色经典成为国歌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义勇军进行曲》已经被广泛传唱、深入人心。然而，从一曲红色经典，到成为代国歌，再成为正式国歌，其间还有一段曲折的历程。

1949年7月，新政协筹备会在《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报纸公开为国歌征稿，一个多月征集到歌词694首、曲谱632首，但来稿中没有一首特别令人满意。政协会议开幕在即，国歌仍无定稿。毛泽东主席亲自召集座谈会商讨国歌事宜，著名画家徐悲鸿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得到多数与会者支持。

经过充分讨论酝酿，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决议，确定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国歌。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国歌正式写入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曲调高昂，旋律铿锵有力，充满了爱国激情。唱着这首歌，可以使我们居安思危，不断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自强不息、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