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在重庆的一次聚会上，郭沫若经人介绍认识了廖冰兄。廖冰兄告诉他，因为其妹叫廖冰，所以他叫廖冰兄。郭作出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哦，我知道了，那邵力子的父亲一定是邵力，郁达夫的妻子就是郁达了！”1947年，四川大学开始招生。一位留洋博士讲授康德哲学，很多学生听不懂。考试时，一个学生自打零分，并留言道：“老师，您课讲得很好，无奈学生资质太差，因此答不上一道题目，望老师顾全学生面子不要打上零分，让学生自打零分吧。”老师拿到卷子，看他的0字画得很好，且留言富有逻辑，于是添上了6字改成60分。老师此举让其他学生大受鼓舞。沈兼士先生曾与其兄长沈尹默先生一起，同在北京大学授课，周祖谟先生回忆兼士先生“身材既高，风神潇洒”。迎面走来的沈先生，被人形容为“礼貌伟岸，而举步轻微，行时道履飘逸，摇曳生姿，高迈神采，左右流转”。 兼士先生讲课之时，因往往陶醉其中，故而常常闭上眼睛直讲到下课，这才睁开眼睛出去。每讲到一处学生表示不解时，他便是常以意外口气发问：“你们不懂？”言下大为不满。而事实上，他讲的内容，即使是读过文字学、音韵学，甚至连《说文解字》也研究过的学生，也常闻所未闻。1948年12月间，很多人离开北京去国外或者台湾。离开的人当中年纪大的不多，走的大多是中年人。有一对年轻夫妇，从美国到清华只有几天，马上又回美国去了。金岳霖后来回忆说：“这一事实表现得清楚无比，民族立场留不住这些人，阶级立场却能够使他们离开祖国。”廖季平曾经师从王湘绮，为所谓现代文学派的健将，与以古文治经的俞曲园、孙仲容两大流派皆异趣。章太炎则以最能消化俞、孙之学而卓然自成一家著称。因此廖季平一生最恶太炎，攻难之书积几盈尺。某年，太炎打算到访四川，廖以文诋之：“君来，我将召学会与君为公开之辩难。”其后章太炎果然没有来，廖则又颇是自得地对旁人说：“章太炎惧我，不敢来也。”邓之诚的祖父是曾任云贵和两广总督的邓廷桢。邓极不喜欢白话文，学生试卷中凡用“的”之处，他一律改成“之”。一天，他用沉重的西南官话说：“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五四运动让青年们的反叛热情达到高潮。一位当年的见证者说：“我在南京暑期学校读书，曾看见一个青年，把自己的名字取消了，唤作’他你我’。后来在北京，在北大第一院门口碰见一个朋友携了一个剪发女青年，我问她：’你贵姓？’她瞪着眼看了我一会儿，嚷着说：’我是没有姓的！’还有写信否认自己的父亲的：’从某月某日起，我不认你是父亲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丁玲女士本不是姓丁的，她觉得“丁”字好写，遂自作主张改姓丁了。林语堂和结发妻子廖美凤婚姻非常和睦，以至于在林语堂的建议下，把婚书烧掉了。林说：“婚书是结婚的证明，只有离婚时才用得着它。”史量才曾言，“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他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有一次蒋介石找史量才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这是枪杆子和笔杆子的一次对话。1934年11月13日下午，沪杭道上，史量才遭暗杀，终年54岁。胡适当年曾感慨道：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1918年北大中国哲学毕业时，师生在一起照相。老师坐在前排，学生们站在后排。陈独秀作为文科学长，恰好与该系讲师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谨慎，把脚收起来放在椅子下面。陈独秀很随便，把脚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面。照片洗出来后，班长把照片给陈独秀送去。陈独秀一看，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了一点儿。”班长说：“这是您的脚。”陈再仔细一看，果真如此，不由得笑了起来。沈尹默原名沈君默，有一次，一个朋友同他开玩笑道：“你平时默不作声，何必多带一口？”意思是说，他的名字中已有“默”字，而“尹”字下面又有一“口”，未免多余。沈尹默对此甚表赞同。自己平时既不爱戏嘴，又不善辞令，当时的袁世凯政府又不许百姓谈论国事，何必多此一“口”？再说北大还有一位叫张君默的教师，不熟悉的人常常将他俩混淆，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为了便于区别，沈尹默干脆去掉“君”字之“口”，改名“尹默”，以后一直沿用。某次，林语堂在杭州玉泉买了一个铜雀瓦，付款后对摊主说这是假的。摊主严词诘问：“你为什么要买假古董？”林回答：“我就是专门收藏假古董的。”张伯苓身为南开系列学校总校长，只领一份薪水，加上车马费，收入远远低于一般教授。他经常步行到学校上班，甚至外出开会也很少乘车。有一次，张伯苓外出开一个重要会议。散会后，会场大门口的差役以为他是开车来的，问他：“你的车号是多少？”他答道：“十一号。”说着就走开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事件时，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下令解散女师大。随后北大评议会决议“章士钊为教育界罪人”，并宣布北大与教育部脱离关系，马裕藻先生等人随后发表《北大评议员反章士钊宣言》，不承认章为教育总长。刘半农与钱玄同私交甚好。有一次，钱玄同和他开玩笑说：“你为什么叫半农呢？”刘半农的回答也十分有趣，他说：“我从事笔耕，难道不是半农？我父辈、祖辈都是耕地的，我号’半农’，一可以表明身份，二可以不忘历史。”北京大学在蔡元培当校长以前，开校务会议时，多半讲英语，特别是预科教务会议，全部讲英语。不懂英语的中国教授只好像聋子一样坐在那里，真是痛苦万分。蔡元培到北大后，特别提议，开校务会议发言一律改用国语。外国教授起来反对，他们用英语表示：“我们不懂中国话。”蔡元培针锋相对，回答说：“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就说中国话！”外国教授哑口无言。从那时起，北大开会发言，一律讲国语，不再讲英语。1921年春夏，北京爆发了旨在发展教育事业，争取教职员生存权利的反对北洋政府黑暗统治的索薪斗争。参加的学校有北京大学等八所高等院校，各校选派三名代表组成“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并举行了游行、请愿活动。在经过多次与教育部索欠不得结果的情况下，各校教师学生千余人到北洋政府的国务院请愿，众先生参加了这次请愿活动，结果遭到军警的殴打。北大校长蒋梦麟受伤不能行动，法专校长王家驹、北大教授马叙伦、沈士远头破额裂，血流被体，生命危在旦夕，李大钊昏迷倒地，不省人事。后在举国上下的支援下，八校长达四个多月的索薪和为争取教育经费的斗争终于以教育界获得胜利而告结束。黄侃在暨南大学任教时，暨大师生人人都须佩戴一枚徽章，独黄侃不肯佩戴。他第一次去上课，被门卫拦住，因为他没有徽章。他说：“我是黄侃！”门卫只管说：“你应该有徽章！”黄侃说：“我就是不爱佩戴那个东西，你不给我进去，我就不进去！”说完掉头就走。最终他成了唯一一个不佩戴徽章而进出校门的人。孟孔武写《幽默诗人》，其中杜撰了林语堂死后与孔子对话。孔子说：“我为《论语》主编，你也不过曾为《论语》主编；我周游列国，你也周游列国；何以我一贫如洗，而足下能豪富至此？其术可闻欤。”林莞尔而笑：“此无他，我不过出卖了一些《吾国与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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